宋朝是一个对文人极为宽厚的时代，可以说，生活在宋朝的文人，是历朝历代中最幸运的一代。自宋朝开国不久，便确立了以文抑武的国策，宋太祖早早便立下规矩：只要不谋反，文臣一概不得被处死。这条规定实际上给文人们发了一张比丹书铁券更可靠的免死金牌，因为它不仅是个特例，而是普遍性的法律保障。
他暗示，百姓借来的钱有一半都花在城里的奢侈品上，青苗法效果有限。至于这说法是否完全准确，已无从考证，但显然存在一定根据。从现代农民的消费心理来看，多数农民对奢侈享受仍有自制力，并且通常不愿借钱。苏轼所谓一年强半在城中，可能反映了一些现实，但具体真实性仍难确定。 王安石另一个增加国家财力的措施，是将盐的买卖收归官营。道理简单：盐为生活必需品，若交由私人经营，商人就可能炒作至天价。历史上不乏由私盐商出身的起义者，如黄巢、张士诚等。官营盐法，一方面减少社会不稳因素，另一方面增加财政收入。对此，苏轼亦有讽刺：岂是闻韶解忘味？迩来三月食无盐。他意指盐归官营后，老百姓三个月吃不上盐。此说是否完全属实，或因地方官执行不力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便不推行变法，私盐价格依然高昂，普通百姓难以负担，变法之后，老百姓反而有更多机会获得食盐。 然而，这并非最关键的问题。真正核心在于，当时各项变法已被宋神宗推为国家意志，而苏轼作为宋朝官员、皇帝的臣子，却在民间以诗反对新法，而非在朝堂上提出异议，这对新法的推行造成巨大阻力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苏轼的行为相当于吃着皇帝的饭，砸着皇帝的锅。 因此，从朝廷和国家整体利益来看，苏轼其实并不完全冤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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